荣新江:唐宋中原文化对于阗的影响

2024-02-24 19:36:05 | 来源:泰州日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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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为“能装app的无损播放器   我国企业年金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。1991年,国务院颁布《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》,提出企业可根据自身经济能力建立企业补充养老保险。摄

  

  在古代中西文化交往过程中,除了显而易见的丝绸、香料等物质文明的双向交流之外,精神文明的交流也持续不断。精神文明的交流往往较物质文明的交流缓慢,但一旦被另一方接受,其影响则更加深远。

  于阗与中原交流兴于唐宋,数百年不缀

  隋末唐初,地处西域的于阗一面向突厥称臣纳贡,一面向中原王朝遣使朝献,而且在贞观十三年(639年)遣子入侍于唐朝。

  显庆三年(658),唐朝击败西突厥,掌握了西域,并将原在西州境内的安西都护府移至龟兹,下设龟兹、于阗、焉耆、疏勒四镇,于阗成为丝路南道最重要的军政统治中心。

  北宋初,于阗使臣、僧人先后数次入宋进贡。乾德四年(966),李圣天之子从德太子也入朝宋廷,翌年归国,即位为王。自970年前后开始,信奉伊斯兰教的疏勒黑汗王朝,东向进攻于阗,战争持续了三十余年,黑汗王朝终于在11世纪初占领了于阗,尉迟家族统治的于阗佛教王国至此最终灭亡。

  官称、里坊皆唐名

 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,它系统总结了汉魏以来的各项制度,形成一整套极为完善的律令制度。在文化方面,唐朝继承了传统文化,并且有选择地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某些要素,使唐朝的文化表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。

  唐朝文化以极大的影响力向外传播。人们常常只举朝鲜、日本、越南受唐朝影响而形成的所谓东亚文化圈,事实上,许多归属于唐朝的西域政权,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唐朝文化的影响。

  中原文化对于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,限于资料,我们主要从制度和佛教文化两方面着眼。作为唐朝文化代表的律令制度,可以通过于阗的官制、行政和文书制度等方面看到其影响。

  随着羁縻府州的设立,唐朝的地方官制也随之引入于阗。《新唐书》卷四三下《地理志》羁縻州条记:“唐兴,初未暇于四夷,自太宗平突厥,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,即其部落列置州县。其大者为都督府,以其首领为都督、刺史,皆得世袭。”

  与羁縻官制同行的是地方行政体制。和田当地出土的唐代汉文文书证明,当时于阗乡里村坊制也随着羁縻州制度引入于阗。从里坊名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,里坊名称则均可以用汉文加以解释,如“安仁”当取《论语》里仁第四“仁者安仁,知者利仁”之意;“善政”当取《尚书·虞书·大禹谟》“德惟善政,政在养民”意,均为告诫地方官人之语,表明它们可能最初就是用汉语命名的。

  由此可知,于阗的乡村里坊这套地方行政体制,应是随着唐朝羁縻州制度在于阗建立而设立的。

  签押、钤印皆唐制

  唐《公式令》所规定的各种官文书格式,是唐朝律令制度的一种完美体现。在羁縻州的官制和行政体制确立以后,各级官府以及与唐朝镇守军之间的行政运作,必然要使用各种各样的官文书。

  和田当地出土的汉文文书中,就有一些当时行用的官文书实物。这些牒文的格式、用词、署名、判案等,均与唐朝《公式令》规定的《牒式》相符。

  唐朝官文书制度对于阗语文书的影响如何是我们更为关心的问题,这里,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出土的于阗语文书。这件文书共81行,内容是于阗王尉迟输罗在天尊四年(970)正月九日写给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一封信。

 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两行文字的前面,写有一个特大的汉文“敕”字,长宽相当于整整一行于阗文。为什么在于阗文书的纪年前面写上一个特大的汉文“敕”?似乎令人不可思议。实际上,这是继承了唐朝论事敕书的文书格式。

  在这样一封书信中,本不应当使用论事敕书的格式,估计此时的于阗王对于唐朝论事敕书“慰谕公卿,诫约臣下”的职能已不太清楚,只把它当作皇帝所发文书的一般格式来使用了。

  唐朝钤印制的影响并非仅限于阗,如吐鲁番发现的一件用回鹘文写的西州回鹘王国诏令文书上,也钤有汉文“大福大回鹘国中书门下颉于迦思诸宰相之宝印”朱文方印。甚至1289年统治伊朗的伊利汗致法王的波斯文信函上,也钤以汉文朱印。

  除了上述官文书之外,于阗文的私文书也有一些受汉文文书影响的方面,如书信的开头用语、契约文书的画押等。

  唐朝在制度上对于于阗的影响并不只限于政治方面,从现存的文书来看,于阗在经济制度上同样受到唐朝的强烈影响,其中最明显的标志是唐朝度量衡制的应用。

  根据考古发现的于阗文书记载,汉文度量衡单位的借用非常广泛,加之斯坦因等人在和田地区所发现的大量唐朝钱币,不难想见唐朝经济制度对于阗王国的影响。

  和田出土的汉文文书表明,当时于阗王国的某些赋税制大概也来自唐朝的规定,如《大历三年典成铣牒》中所说的六城地区百姓纳差科的情况,即与唐制相符。

  中原佛教“反哺”于阗

  自唐朝初年开始,随着唐朝与于阗王国之间往来的密切,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丰富多彩的。

  从印度、西域传入中国的佛教,经过几百年的消化吸收,到隋唐时期开始形成为具有中国特征的中原佛教。

  中原佛教进入于阗的一个明显标志是汉寺的建立。开元十五年(727),往印度取经的新罗僧人慧超回到龟兹,记载了于阗佛教的情况:于阗的龙兴、开元两寺,当是奉唐朝敕令建在城中的汉寺。中古时期的寺院,往往既是经院哲学的研究中心,又是展现大众俗文化的场所,汉寺在于阗的建立,必然对于阗王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  于阗是西域佛教大国,一直是向中原传播佛教的一大基地,特别是在大乘般若学说和华严思想的传播上,犹为重要。然而,大概从武则天统治的末年开始,中原的佛教渐渐“倒流”到西域。汉译佛典的传入,必定对于阗佛教产生深远的影响。

  哥舒翰在于阗接受儒家教育

  唐代将领哥舒翰为突厥与于阗两族的混血儿,其母为于阗王族。他很可能是在于阗长大成人的,他读书学习的主要时间,当在于阗。

  我们力图把哥舒翰读《左传》《汉书》的地点放在于阗,是因为和田地区确实曾出土过一些儒家经典和汉文古籍,如大谷探险队曾在和田发现一件《尚书孔氏传》的抄本残片。斯坦因也曾在麻札塔格找到一件汉文古籍残片,今考实为北齐刘昼所撰《刘子》祸福第四十八篇残文。

  以上几个方面论证了唐宋时期中原文明对于阗王国的影响。仅仅从以上揭示的唐宋文化对于阗的影响来看,我们足以得出结论说,在伊斯兰化以前的一段时期里,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绿洲王国,应当是在以唐朝制度文化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化圈当中的。

  (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本文转载时有删减、小标题有改动 来源:“古籍”微信公众号。原名《关于唐宋时期中原文化对于阗影响的几个问题》,刊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《国学研究》第1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3年,注释从略。)

【编辑:钱姣姣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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